【中山大学报（一）】悠悠博济史长存逸仙志

            院庆寄语

时光荏苒，从最初建立广州新豆栏街的一所眼科小医局开始，发展至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已然走过了180年的历程。

许多同道乍然一听“180年”的时候，都为之震动。诚然，就连我们自己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也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这180年，是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它不但见证了祖国西医“从无到有、从有到兴”的整个过程，还作为重要的参与者，贡献了祖国西医史、教育史上无数个第一，还有那些灿若星辰的医学名师大家……这段历程，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更是促使每一代博济人不断前进的动力。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如今的孙逸仙纪念医院已发展成为一所全国著名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医院在医、教、研、管理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规模已非当年那所眼科医局可比拟。然而，不变的是，我们始终坚持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把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事业放在首位。

180年过去了，我们风雨兼程，前进的脚步从不停歇。180年，又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依然在路上。就让我们共同祝愿：

孙逸仙纪念医院明天更美好！

院 长：沈慧勇    党委书记：王景峰

在奔腾不息的珠江河畔，一栋典雅的西洋风格建筑肃静地俯瞰着底下途经的人流。在黑色拱门右侧的碑石上，清晰地载刻着这样一个时间点，1835年11月4日。这里，是有着180年历史的孙逸仙纪念医院。

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孙逸仙纪念医院见证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状态历经风雨走向独立自强、走向崛起与腾飞的伟大历史进程。作为我国近代第一所西医院，同时也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它自身亦是这段漫长岁月的最好注脚。这里是见证了无数医学奇迹诞生的学术重镇，也是我国未来医学腾飞的重要据点。

也许数字本身就是一段浓缩的历史，而那数不清的辉煌故事，也藉由一个意义重大的数字呈现而来——

一百八十年！

起：中国西医教育由此起步

院址三迁，精神不移

1835年11月4日，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商伍怡和先生的帮助下，在广州十三行新豆栏街丰泰行创办眼科医局。伯驾此举的初衷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但在长达20年里，由他率先引进的近代西医技术治愈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百姓，近代西方文明亦藉此得以在中国被传播开来。

伯驾  医院创办人

1855年，伯驾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眼科医局由美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医生接办，后者一直主掌医院达44年。1856年眼科医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焚毁，嘉约翰遂返回美国为重建眼科医局筹款，于1859年1月在广州增沙（今南关）觅得一私人住宅复办医院，并正式更名为“博济医院”，后者即为在中国最早创办的教会医院。

1865年，出于提高医疗水平的考虑，嘉约翰将院址迁往仁济大街（即孙逸仙纪念医院现址），欲将博济医院建成一所正规的西式医院。之后嘉约翰以博济医院为基地，不断创新医院管理，扩展医疗服务及医院规模，使博济医院成为当时东亚最大最好的西医医院；同时开办博济医学堂（中山医学院最早起源之一），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西医人才，使博济医院成为中国西医教育的摇篮。

我国西医史上无数个“第一”在这里诞生

最早，眼科医局便设有候诊室、诊室、配药室、手术室和留医室，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间具备现代格局的西医院。除了各项医疗技术，医局还制定了不少至今尚在沿用的管理措施。如在创立之初，眼科医局就采用挂号候诊的方式。用竹片编上号，派一人在候诊室门口发给病人，按照号码就诊。这种方式大大加快了病人的就诊流程，使得医院每天能诊治超过200名病人。同时，西医案例记录的建立、手术《协议书》的签订使用均为国内首创。

在建院后的短短三四年间，博济医院便创造了诸多中国西医史上的“第一例”——第一例治愈睑内翻患者的眼科手术；第一例耳廓再造术，为一位没有外耳而听觉功能正常的男人做人工开口；第一例体外肿瘤切除术；第一例膀胱取石术；第一例截肢手术等等。还包括后来的结石击碎手术、乳腺癌割除术、剖腹产术、子宫颈瘤摘除术、碎胎术、卵巢切开术、阑尾炎手术、甲状腺摘除术。另外，这里还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张X光片，中国第一本医学杂志等。

这里培养了中国第一位西医关韬，他是1837年伯驾首招的三名学徒中最优秀的一位。

这里还造就了中国第一位留学生黄宽。1847年，黄宽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博士赴美留学，是当年中国首批三位留学生之一。1860年，黄宽施行了中国第一例“胚胎截开术”，是施行此类手术的第一个中国人。

                                    伯驾的徒弟关韬为病人实施眼科手术

开风气之先，影响辐射全国

现代医学文明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而博济医院得风气之先，它的诞生标志着西方医学文明正式进驻近代中国，并在这片土壤上生根发芽。

伯驾建立的眼科医局对于当时的西医入华具有决定性意义，此前，西医入华是偶然、零星的，而眼科医局设立后，西医在中国尤其华南的影响日益扩大，随后出现了住院治疗、医学院校、公共健康计划、产科培训学校等各类近现代医学发展的最初模式。在西医诊疗技术方面，伯驾等医生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医疗实践，影响深远。在眼疾治疗、眼外科、肿瘤外科、切石术、乙醚麻醉、氯仿麻醉等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医治经验。

1866年，嘉约翰创办博济医学堂，开始系统地培养西医医生，翻译西医学书籍。博济医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堂，也是中山大学医科教育的发端。在西医知识传播方面，嘉约翰翻译及出版的医学书籍达34种，占当时中国医学译著的一半以上，为全国西医教育提供了最早的汉语教材。此外还出版了一批面向民众的普及读物，如《广州新报》、《西医新报》，普及了较为先进的卫生观念，为广泛传播并利用西医开展医疗工作奠定了基础。

嘉约翰  博济医学堂创办人

在医学教育方面，博济医院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西医院，同时也是最早在中国开展医学教育的医疗机构。这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西医人才，后者或开办西医诊所、或行医创办医疗协会，或入西医学校任教，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西医在中国特别是华南地区的传播，及现代医学文明和医学教育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许多医学传教士在博济医院熟悉中国文化并学习汉语后，再继续深入内陆行医传教，以扩大基督教影响。由此，“以医传教”的“博济模式”逐渐在中国许多地区传播开来，影响甚至扩展到日、韩等其他亚洲国家。

在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剧烈碰撞中，一批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深入思考了中国在西方的船坚利炮面前屡屡被动挨打的原因，毅然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之中。

承：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时至今日，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仍矗立在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地理中轴线上，上面刻载着“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十七字金色碑文，这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学医和从事革命运动而建立的。宋庆龄后来到访医院时，也曾在此碑前留影。

1886年的秋天，孙中山来到广州，以“逸仙”之名就读于博济医学堂，住在哥利支堂10号宿舍，其自云：“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以医术为入世之谋。”

     在医院求学时的孙中山

博济医院作为教会医院，学生得以较早接触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曾于此学医，以其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其中最早一批主要来自博济医学堂的师生，如孙中山的第一位革命同志郑士良，中国第一位“南丁格尔”张竹君，辛亥革命《治国大法》起草人杨襄辅，还有史憬然、尹端模、练达成、陈梦南等革命先驱，他们都是以学医为媒介，从而最早接触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新知识、新观念，并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做出了新的思考。

千年前，子贡曾问孔圣：“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孔子回答：“必也圣乎。”上医医国，其次医人，最好的医生不仅要为病人妙手回春，更要有为国家社会除患祛弊的情怀。孙逸仙纪念医院被冠以国父之名，纵观其史，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不朽事迹无疑是对“博济”二字内涵的深刻拓展。

深厚的革命渊源是孙逸仙纪念医院名称的由来。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首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潜入博济医学堂，在校友杨襄辅的帮助下乘船脱险。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5月9日，出席博济医院举行的耶稣联合会欢迎会，孙中山号召众人：“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

在1911年、1912年和1916年的革命运动中，有超过六百名伤员在博济医院得到救治，孙中山曾多次亲临医院慰问并观看手术。有一次，医生把他带到手术室去，当打开第一个伤员的伤口时，孙中山根据伤口的位置准确推测这名士兵是从战场上迅速撤退时从背后被打伤的。1917年，孙中山曾手令市政府，拨地120亩以扩建医院，尔后更首捐千金扩建分院。他一直与博济医院保持联系，最后一次是为岭南大学校园内的诊所捐献了一千大洋。

1930年，岭南大学接管博济医院后，校董事会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筹办孙逸仙博士医学院。1936年7月，博济医院与夏葛医学院等院校合并，组成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同时作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建国以后，1952年，岭南医学院与中大医学院合并；1953年岭南医学院、中大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合并，改名为华南医学院。1956年改名为广州医学院。1957年改名为中山医学院，而博济医院成为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98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这里成为了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2010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正式更名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沿用至今。

抗战时期救国救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战火中的博济医院一片狼藉，满目疮痍。但博济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四处辗转，为民众服务，为抗战伤病员服务。为了保护长堤本院，维持运转，医院悬挂美国国旗，由嘉惠霖医生主持，部分职工留守，而另一部分职工由黄雯院长带领退至曲江，组织后方医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医院，改名“博爱医院”。博济医院被迫迁往文德路留法同学会内，后文德路也被轰炸，部分又迁往校友所办医所保生医院。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广州万国红十字会开始组织“难民营”。嘉惠霖担任委员会主席，最多时收容难民四万多人，这些人均得到过博济医院提供的战时医疗服务，包括全体种牛痘、注射霍乱预防针等。

对于医院冠以“孙逸仙”之名，医院现任院长沈慧勇的解读是：“这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与一间医院的关系，也不仅是个品牌，而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怀、救人济世使命的传承，后者一直贯穿医院发展的整个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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