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落花时节的追忆

来源：羊城晚报 2014—10—2 B2版

刘品明

　　我刚进入临床研究生轮科阶段时，就已听说了中山二院（孙逸仙纪念医院）心内科有一位刘泽生教授，毕业于湖南医学院，是我们内科老前辈著名的消化内科专家刘世强教授的女儿，彼时正在美国留学。我当时心里还很好奇，父女俩都是我们内科的教授，挺出彩的。

　　后来，刘泽生教授从美国研修归来，一直在心电图室工作，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她。

　　在一般人的眼里，她有些异样，男式平头，总是习惯性地穿着一双军用胶鞋。她的外表也许是孤独的，在人群中话语不多，但一旦和你熟络，话匣子一打开，言语谈吐之间，刘教授又很有几分豪爽和热情。我不止一次能体会到她对后辈的关心。许多年前，我们科里收了一位来自北非的留学生，由于没有中文基础，这位留学生学习和生活上倍感吃力。这时，刘泽生教授伸出了援手，耐心细致地辅导他。她知道我粗通法语，还特意交代我务必要去帮助这位留学生。

　　我对刘泽生教授的关注和熟悉还缘于与她父亲刘世强教授的结识。刘世强教授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听许多内科前辈说他英文极好，临床功底非常扎实，是真正的大家。在许多本医学教材或权威工具书中，消化系统疾病领域多处章节或词条的撰写，都有刘世强教授的署名。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年事已高，又患有慢性肺病，时常住院治疗。刘世强教授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虽是一位老年患者，但是腰板挺直、衣着得体，举手投足之间气度非凡。那时，我在做内科住院总医师，隔天就需要值班24小时，所以和他有了更多的接触。

　　刘世强教授的病房就在我们中央监护台旁，他的病情时好时坏，状况好些时会出来走走，倚着中央监护台看着我们工作。一日傍晚，一位心律失常患者刚入院，当时自我感觉还好，但中央监护仪上已显示出一些更为严重的症状，并持续了几十分钟。刘世强教授此时正好在，一直注视着监护仪上患者的心电图变化，突然，他问起我们刚才的药物处理经过，得知具体情况后，当即指出了不妥之处，让我们顿时对他的博学大生敬意。

　　还有一次，是仲夏时节的一个夜晚，正好赶上刘泽生老师第二次在美国进修。刘世强教授和他夫人黄老师又来到中央监护台旁，问候我们这些一线当班的医生护士。我那天恰好在一本心电生理专业杂志上读到了刘泽生老师的学术文章，忙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两位长者。黄老师听了很是兴奋，不停地讲述着女儿专业上如何努力、耕耘不懈、善于总结。谁知这时候，刘世强教授叹了一口气，紧接着竟然说：“不要提她了，她不懂怎样处事，不会和人相处，是个没用的人。”

　　话音落下，好一会儿的寂静，我一时有些惶恐，半天才回过神来。后来我回想，这不就是听起来带有几分责怨却又充满父爱的话吗？天下父母都希望儿女能够沿着自己期望的轨迹幸福成长生活，纵然是80岁的父亲对50岁女儿。也许是老父亲对女儿的生活或工作很不放心；也许是老父已经预感到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女儿此刻却还远在他乡，心中泛起了忧伤。此后不久，刘世强教授真就驾鹤西去，以当时的通讯交通和经济水准，刘泽生老师没能够赶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深以为憾。

　　对于我们来说，刘泽生老师最难能可贵的是对我们医院以及中国西医传播史史料的梳理与考证，其中有多篇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山二院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当时的晚清政府仍然实行海禁，广州作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随着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和医学传教士的涌入，西学东渐，西医的种子就这样首先选择了广州，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刘泽生教授在浩瀚庞杂的医学史料中不断寻觅，整理了晚清及民国初期博济医院的那些人与事，包括几度担任院长、曾是孙中山先生学医时的老师——美国人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第一位从事西医临床实践与教学活动的中国人关韬；19世纪末留院行医的中国西医界第一位女医生、西关小姐张竹君，等等。这些旧年往事，在她的笔下都栩栩如生，历久弥新。

　　我在撰写这篇回忆短文之时，眼前总是浮现出刘泽生教授在纪念碑下、在潮音街头、在医院斑驳的院墙旁行走和思考的身影。她对医院倾注了两代学人的情怀，能写出那些生动感人的文字，也就是再自然不过。如今，两位刘教授都已仙去，这个院落中还常留下后辈晚学的绵绵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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