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黄子通：争分夺秒只为救命

采写 本报记者李阳和  孟小捷

    他是抗非典功臣，也是急诊医学领域里的翘楚；20多年来，他倾心致力于急诊医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主编出版的第一本《急诊医学》成为全国多所医学院校急诊医学教材；他是全国第一位急诊医学的博士生导师；他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区域性远程生命信息监测网络平台，实现了对临床高危心脏病的患者的远程实时监测。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拯救一个个原本不该逝去的生命。

对话： 

                     把急诊医学打造成一棵长盛不衰的“圣诞树”

　　记  者：经过近30年的发展，您认为中国目前急救医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哪些差距？

    黄子通：从反应速度、临床抢救水平来看，应该说我们并不差。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相关法律的滞后。奥运会举办期间，首都国际机场放置了100多台自动除颤仪，但这些被业内称为高级“傻瓜救命机”的设备从来没有被使用过，问题在于中国的法律尚未规定非医务人员可以动用这些仪器。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急救立法，也参与广州市社会急救条例的制订和修订，法制的健全对于提高全民急救意识和急救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记  者：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梦，您的梦想是什么？您如何理解您这代人的责任？

    黄子通：我有个观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呈现两种趋势，一种是“圣诞树”，就是说，第一代人打基础，第二代、第三代往上走，一步步上升，直达尖顶；另一种是麦当劳的LOGO（m符号），学科先是在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发展到一个高峰，等到这个人离开了，就走下坡路，掉到了低谷再慢慢往上爬….。就急诊医学而言，我希望自己能当好铺路石，培养好人才梯队，使之能像圣诞树一样有坚实的基础并不断向前（上）发展。

　　至于说到梦想，我期待有一天，全国从家庭到社区到二级、三级医院都能形成一个急救网络，只要加入这个网络，无论你走到哪里，何时何地，一旦突然有人倒下，我们都会在网络系统内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让那些原本不该逝去的生命得到拯救。

          最感欣慰的是，96名医护人员染非典没有一个出现后遗症

   “爸爸，昨天看到有关SARS十周年的报道，我就忍不住哭了。回想起那段艰难的时期，看到了什么是患难见真情，看到了什么是冷暖人心……要打赢SARS，真的不容易！所以，真的很感谢爸爸坚强地活过来，感谢妈妈的不离不弃与悉心照顾，还有所有在那段时期给予我们帮助的亲戚、朋友和医护人员……” 这条短信是黄子通的女儿（当年11周岁）从国外发给他的。在今年广州抗击非典十周年专家座谈会上，这条短信让在场的很多专家都为之动容。

　　10年过去了，对黄子通来说，抗击非典的那段经历仍是刻骨铭心。

2003年的春节，从一开始就被一种不祥的气氛所笼罩。还在腊月二十九，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不明原因重症肺炎的两兄弟。晚上10点多，哥哥抢救无效死亡。为了弄清楚病因，也为了救他的弟弟，黄子通立刻动员其属同意作尸解。向卫生厅领导请示后，得到的答

复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不同意作尸体解剖，只能在太平间取标本。除夕早上，作为当时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兼急诊科主任，黄子通带领两名医生和来自疾控方面的专家，全副武装进入太平间完成了“解剖”。这是我国对“非典”患者进行的首例“解剖”，为及时找到非典元凶获取了宝贵的病理标本。这也是当时引起全国专家对“非典”病因争论的最原始材料。

恐慌的阴影依旧在扩大。到大年初六，因密切接触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而出现发热、肺炎的医护人员已有40多人。这一切都源于腊月二十九呼吸科收治的一位周姓发热、肺炎的病人——这位后来被称为“毒王”的患者住院后不到48小时，病区内的医生、护士，甚至保洁、送饭的工人全被感染。黄子通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陈荣昌所长等专家仔细查看呼吸科病房后发现，病房通风存在问题，据此，推断疾病传播是借助飞沫而传染，而“元凶”一定是病毒。于是，他果断采取措施，要求总务科当天制作4000个12层纱布口罩，全院医护人员都要戴12层纱布口罩上班。这一措施，有效降低了医护人员的感染率。也就在这一天，请示卫生厅领导后，建立了最早的非典隔离治疗病房，实行自救。同时，成立医院抗非典领导小组和抗非典专家组，并亲自担任专家组组长。

　　面对SARS这个穷凶极恶的新敌，被传染的都是医护人员，病因不明，更没有现成的治疗方案，一切只能是摸索着进行。黄子通带领专家组大胆提出三组不同的治疗方案，将感染住院的60名医护人员随机分成3组分别进行临床治疗观察，并请国内感染学界的权威专家--全国感染学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王爱霞教授共同评估治疗方案。此外，黄子通还借鉴本院儿科黄绍良教授的经验，把免疫球蛋白整合到治疗方案中来。经科学地治疗，SARS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该院96位倒下的医护人员除司机老范外，全都奇迹般站了起来。

　　然而，就在危险局势得到扭转之时，身为医院防治非典专家组组长的黄子通自己却被“撩倒”，成为当年因为救人而感染SARS的医务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个。

　　2月10日上午，黄子通请钟南山院士对11位重症非典患者进行床边会诊，就在中午1点专家吃盒饭时，病房报告：大年初一将“毒王”转送到中山三院而感染SARS的救护车司机范信德出现呼吸困难，明显缺氧。专家组决定将老范转入ICU进行机械通气治疗。同事几十年的老范要求黄子通先向他的妻子通报病情，拨通妻子电话后顺手将在病房用了5天的手机递给黄子通，来不及思考也不顾上身后有人暗暗捅腰提醒，接过手机与老范的妻子通话。就是这个接手机的动作，把黄子通推向了噩运。2月15日，他开始发烧；17日晚上，肺部开始出现大片肺炎阴影，被送进了非典隔离病房；2月24日，他24小时滴水不进，呼吸困难，胸部疼痛，一咳嗽都是鲜血。由于病情危重，他被转送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重症监护病房抢救。在那里他曾被采用呼吸机抢救治疗4天，但最终他闯过了鬼门关，出院时间是3月1日。

　　在病情完全恢复后，黄子通又主动请缨再上“前线”。他还受上级委派两次驰援天津抗击非典。

　　和SARS零距离接触的黄子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他在电视台录制的防非典讲座被刻录成30多万份光盘在全国发放，对消除公众恐慌、有效防控非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非典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抗击非典一等功”……但经历了生死的黄子通对此看得很淡。10年后，他更愿意说的是那些曾感动过他的一个个细节：在护士值班房的柜子里，有人无意中发现护士上岗前悄悄写下的遗书，这位护士的丈夫去世不久，留下6周岁的孩子；全院共有305名护士被派往非典隔离病房，没有一个人说“不”；当自己为感染SARS的临产妇安置隔离“产房”忙到深夜，四下“找食”几近“绝望”时，医院一位老职工把一盒剩下的盒饭递到他手里；作为全球最早建立救治非典病房的医院之一，在SARS医护人员源源不绝地被送往隔离病房，钟南山院士为分担该院的压力而做出提议——将10位SARS重症患者转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还有，作为当年救治非典专家组组长，全院96名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中没有一个出现后遗症，这是10年后黄子通最感欣慰的事。

          “他真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执着地一点点干出来的”

　　有数据显示：非典后受表彰的医生中70％～80％都是搞急救出身的。黄子通也不例外，他不仅是非典功臣，还是急诊医学领域里的翘楚。

　　1977年，黄子通从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进入中山二院工作。据他回忆，刚刚接触临床时，还闹过笑话：在一次观摩手术中，看到病人腰麻时长长的针带着出血拔出来，他竟然晕倒在地。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位文弱书生样的年轻人，10年后，居然干起了风风火火的急诊。

　　黄子通和急诊医学的缘分，源于一个小插曲。1985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为里根总统访华打前站，由北京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时，老布什指定要坐救护车，不坐政府接待部门准备的高级公务车。这可把官员们难住了，因为当时整个广州都没有一辆标准的救护车。将广州市十几家大医院的救护车先后派往白云机场，老布什都摇头不上。后经多方打听，得知广州军区刚从美国进口了一辆“雪佛莱”标准救护车，于是，紧急从军区司令部把这辆还没开封的救护车调来使用，才解了燃眉之急。

　　这件事促使黄子通开始关注中国急诊医学的现状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急诊医学方面的论文。这一切被时任副院长的傅祖植教授看在眼里，198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