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18世纪的博济医院与传染病防治

来源：【健康报】  2011-9-16  往事

 在博济医院（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前身）创办后约50多个年头的1887年，广州市内瘟疫流行，由于恐惧被传染，大多数医院或诊所拒绝接受这类患者，但是博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勇敢地承担起责任，尽可能地收治、帮助这些可怜的、甚至亲人也不敢接触的传染病患者。

　　那一年，一个天花病人被送到了医院，很快就有一位外科手术助手传染上了这种病。由于早期的医院没有隔离病房，为了避免天花在院内继续传播，当时的嘉约翰院长弄了一条小船，将病人隔离在船上，由嘉约翰院长在需要的时候去诊视病人，病人交由船主护理。接下来又是霍乱、伤寒及斑疹伤寒的流行，到了1894年，淋巴腺鼠疫两度发难，估计全城的死亡人数多达15万。这样的境况使医院的各项工作面临很大困难，做手术变得更加危险和令人担忧，其他工作基本停止，医院全力投入到了传染病的救治当中。即便如此，由于那个年代对病原缺乏认识，也没有有效的药物和手段对付瘟疫，许多人逃离城市，四乡的人也不敢进城，除了对瘟疫的自然恐惧之外，还有谣言传开，说在香港的外国人野蛮对待染了瘟疫的中国人，使老百姓相当敌视外国人。老百姓相信，他们只要闻不到恶臭就不会染病，一些人拿布或花生米之类塞住鼻孔，这样当然就造成要用嘴巴来呼吸了。殊不知这样用嘴而没有鼻孔过滤的呼吸对人的害处更大。不过，大多数人更喜欢用一种小小的香囊“辟邪”，但是很快就有人编造出这样的故事说，这些囊是外国人散发给信教的妇女的，她们再送给别人，一闻，就死了。这样做是为了拿到人的脑子去做药。结果博济医院的两个外国女医生差点被不知真相的老百姓砸死。医院一段时间不得不停止了对老百姓的施药。但是时疫还是有增无减，然后又有人造谣说，外国人没有病死的，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人饮用的水源里下了毒。实际情况其实可能是外国人更注重卫生习惯或因人数较少，没有病死的纯属偶然。逐渐地，人们发现去中医那里看病的死亡率很高，而博济医院的传染病病人死亡很少。人们渐渐得出结论，也许粉刷一下疫病污染过的墙壁，消毒一下发臭的阴沟，让博济医院的外国医生来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指点，是一件好事。那时候，还不知道老鼠与黑死病（后来才叫鼠疫）的蔓延有关，各种各样防止传染的措施都很少奏效。直到几年后，香港的两位医生，北里和耶尔森各自独立地发现了病原菌，鼠疫才逐渐得到认识和控制。

　　博济医院在瘟疫流行期间，租用船只停泊在江里，充当医院的隔离病院。在这样简陋和艰难的条件下，博济医院的全体中外医务人员不惧危险，不辞劳苦，与广州市民共度时艰，收治了大量的瘟疫严重患者，大约1/3的患者得到康复。由于日夜操劳，好几位医务人员在护理病人的过程中倒在了医疗第一线，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人民健康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深深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