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想看父亲书中的羊城景”

来源：【广州日报】  2015-6-15  A16版

文、图/ 记者 任珊珊  通讯员 刘超、王海芳

　　荷兰人Thomas M. van Gulik和广州有一段难解的缘分。他的父亲是将狄仁杰塑造为“东方福尔摩斯”的荷兰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小说家高罗佩，他的外曾外祖父则是清末洋务运动领袖、两广总督张之洞。

作为国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Gulik教授近日应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邀请，来穗参加首届逸仙胆道外科高峰论坛，并接受广州日报记者的采访。

“我父亲高罗佩在中国的确很有名。”每当中国人表达对他父亲的喜爱时，Thomas M. van Gulik经常会感到不好意思，但“有名”的确是事实。而且，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16卷小说《大唐狄公案》中，将唐代名臣狄仁杰描绘成“东方福尔摩斯”，其中一本《广州案》所载的虚构故事正是发生在广州。

　　高罗佩挚爱中国文化，他曾出版《琴道》，是第一本向西方读者系统地介绍中国古琴的书，抗日战争期间出版的《东皋禅师集刊》，为佛学史补缺。他还曾写作巨著《书画鉴赏汇编》，教西方收藏家如何鉴别中国文物。1961年，他还出版了《中国古代房内考》，成为全世界系统整理中国房中术书籍的第一人。

　　Gulik说，父亲的第一职业其实是荷兰外交官。上世纪40年代，高罗佩在重庆任职期间，娶张之洞的外孙女水世芳为妻，育有三子一女。他曾到印度新德里赴任，Gulik就出生于那里。

作为阿姆斯特丹医学中心终身教授，Gulik曾撰文介绍孙中山的医学老师、他在伦敦蒙难时的救命恩人詹姆斯·康德黎对肝脏外科学的贡献。由康德黎发现并命名的“康德黎中线”，是如今治疗肝癌时肝切除的理论基础。

Gulik和孙中山塑像合影，两人都是出色的肝胆外科医生

Gulik：广州在“爆炸式发展”

　　广州日报记者：广州与你的家族很有缘分，你这次访问广州，印象如何？听说你特别想参观几个地方？

　　Gulik：广州是一座爆炸式发展的现代大都市。这和我父亲书中（注：指《大唐狄公案-广州案》，其中借用了明代五羊城地图）描绘的城市大有不同。我想去的地方有很多，但由于要参加学术会议，时间不够，所以想去光孝寺和花塔，因为这些都是父亲书中提到的羊城景色，我很好奇。

　　广州日报记者：你的外曾外祖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你了解他吗？

　　Gulik：这次，在长洲岛的辛亥革命纪念馆，我和他的照片合影了。我的外曾外祖父曾任天津市长，他思想开明。母亲1943年在重庆和我父亲结婚，在当时的情景下，同意女儿嫁给外国人是需要勇气的。

　　广州日报记者：你的父亲是外交官、汉学家，而你选择从医。为什么不子承父业？

　　Gulik：实际上我是“子承祖业”。我的祖父是一名医生。当父亲走上和他不同的道路时，祖父同意了。我也希望做和父亲不同的事。实际上，我的大哥在博物馆研究东方文艺，也算子承父业。

　　广州日报记者：你曾撰文介绍孙中山恩师康德黎的双重身份，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这个秘密？

　　Gulik：非常偶然。我原本只是进行学术研究，后来发现康德黎的贡献不仅仅是提出“康德黎中线”，他曾教育和拯救了孙中山。我小时候在荷兰学习《世界史》，知道孙中山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后来才知道孙中山竟然曾经是一名出色的肝胆外科医生（见广州日报2013年3月13日《孙中山曾主刀胆囊取石》报道）。可见，医生不能改变一个古老国家的命运，而杰出的政治家则可以。

　　广州日报记者：近年来，中国的医患关系已成为一种独特现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荷兰医学界如何处理医患矛盾？

　　Gulik：病人有责备医生的权利，但不能诉诸人身伤害。医生要减少医疗纠纷，最好进行MDT（多学科诊疗），降低医生因单打独斗出现差错的几率。尤为重要的是，手术前必须对病人充分告知可能的并发症，降低病人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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