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中国现代医学从这里起步
来源：【羊城晚报】
记者 陈辉 朱绍杰
———博济医院的前世今生（上篇）
今年11月4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前身博济医院）即将迎来175周年华诞。
它始建于1835年，横跨三个世纪，历经175年的沧桑。
它是中国第一家西医院，也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发源地。
西方医术从这里开始向中国传播流布，开枝散叶。
博济医院，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全部历史。
广州，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城市。
坚实的柏油路下，掩埋着慧能和苏东坡的足迹；密集的居民楼群，包围着张之洞广雅书院的强国梦想；残破的小小庭院，响彻过康有为、梁启超的读书声；而旧城区的任意一个街角，在历史的回放镜头里，都可能闪动过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李宗仁、鲁迅的身影……
走在靠近珠江边的沿江西路上，抬眼望去，路旁这个标有“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门楼，在城市急剧扩张的今天已略显局促，不会给人什么深刻印象———但是且慢，这绝非一座普通的医院，小小门楼之后，是175年的传奇，是中国医学史上的无数“第一”———
1 航行143天，年轻教士漂洋而来
1757年，广州由清政府指定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做生意的外国人被允许在十三行居住。他们被当地人称作“蛮夷”或“番鬼”，约束还很多，不能学语言，不能带家眷，居住在指定的地区，如果不雇佣一个“伙食承办”，他们连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
在这样的氛围中，西方传教士的处境是可想而知，他们甚至无权用汉字印书。传教士们发现，只有医术，是接近中国人并赢得他们信任的最好手段。
英国传教的先驱人物、医生郭雷枢在中国居住多年后，向他的西方同道者发出呼吁：“首先必须使中国人相信你的东西有用，然后才能谈到使他们理解基督教义的博大和崇高；再没有一种造福人类的方法比解除人身体的痛苦更能收到直接效果的了……我希望看到那些有医学专长的人在这项伟大的工作中充当先遣队，通过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使牧师们在向他们弘传我们宗教的伟大真理时不用那么吃力。”
这一呼吁很快产生了效果。
一年后的
2
手术没有麻醉，医院常常爆满
眼科医局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即便完全免费，开业的第一天却是无人问津。第二天，一位患青光眼的妇女冒险试探着来就诊。有些妇女担心别人知道自己曾和陌生男人说过话，要医生保守秘密。到了第三天，有6人来看病。
以后情况开始好转，往后三个月间，医院共收治病人925人。
伯驾凭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为他的医局赢得了朋友。当病人向他表达谢意时，他就说：“回去感谢上天吧，我哪有什么功劳？”3个月后，继租丰泰行7号扩建，候诊厅可容纳200多人，留医室可容纳40多人，已经颇有正规医院的规模。
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医院创造了中国西医史上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例眼科手术，治愈的是睑内翻患者；第一例的耳廓再造术，为一位没有外耳而听觉功能正常的男人做人工开口；第一例体外肿瘤切除术；第一例的膀胱取石术；第一例的截肢手术等等。还包括后来的结石击碎手术、乳腺癌割除手术、剖腹产、子宫颈瘤摘除手术、碎胎手术、卵巢切开手术、阑尾炎手术、甲状腺摘除手术等等，在中国都是首次记载。
博济医院早些年的手术中，还没有引入乙醚或氯仿作为麻醉剂。病人在手术时用布蒙上眼睛，手脚呈“大”字固定在桌上，手术前15分钟用点鸦片，但对解痛不会起什么作用，病人在整个手术中都是清醒的，无论怎样痛，也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医院当年的报告中记载，洋医生们对中国人耐受剧痛的坚强意志惊叹不已。
除了各项医疗技术，博济医院在发展历程中酝酿了许多对今天影响深远的产物。在创立之初，眼科医局就采用挂号排队候诊的办法。用竹片编上号，派一人在候诊门口发给病人，按竹片上的号码就诊。这种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同时，西医案例记录的建立，手术《协议书》的使用均为国内最早。
医局所接待的病人数量不断增加，各病区常常出现爆满情况，有些病人不得不推掉。
一些社会上流人士也成为就诊者，比如林则徐。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他能“睁开眼睛”，与在眼科医局看西医的经历不无关系。
伯驾在华创立传教医院的事迹受到高度的评价。当时就有人称誉他“用小小手术刀的刀尖，打开了欧洲人用大炮未能撼动丝毫的中国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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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拆迁户，院长辞职抗议
事实上，彻底让中国大门洞开的仍然是西方的大炮。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战争期间，医院一度停办，两年后复办。
政治上的剧烈变动使得中国生活经验丰富的伯驾走上外交舞台。1855年，伯驾出任美驻华公使，眼科医局由美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医生接办，其一直主持医院工作长达44年。如果说伯驾在中国的工作是为西医培土，那么使得现代医疗事业在远东扎根萌芽的，非嘉约翰莫属。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敌对情绪的增长，使得医院一度遭到焚毁而停闭。1859年1月，嘉约翰用他回国所募捐到的资金在广州增沙（今南关）觅得一私人住宅复办医院，并正式更名为“博济医院”。1865年迁往仁济大街（就是如今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现址），建立新医院。其规模已初具近现代化医院的功能。
嘉约翰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当年医院扩建需要拆除珠江边七八十户贫穷人家的自建窝棚，引起了类似于今日“拆除违章建筑”的纠纷。嘉约翰认为医学会给予“拆迁户”的补偿金额过少，自己辞职抗议。
建立新院后，业务不断发展，神奇的外科手术尤其令医院名声大震。医院手术非常多，从留下来的医疗资料看，1875年7月1日，仅仅这一天，嘉约翰就做了膀胱切除、白内障、腿骨坏死等7台手术！
结石手术特别多，仅1874年一年就完成了368例，至1915年医院80周年时，手术者竟达150万人。历年取出结石约112公斤，足足有两大篮子———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广州因水质问题和天气炎热易流汗，许多人易患泌尿系统结石，这一问题至今仍困扰着广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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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济，中国西医院的“孵化器”
1887年到1896年，中国政局动荡，战事不断，广州也瘟疫肆虐。先是天花流行，接着又是霍乱，还有长时间的发热症，再后来又是斑疹伤寒性质的热症大发作，接着淋巴腺鼠疫两度流行。当时谣言四起，说外国人为拿人脑子做药，散发给中国妇女“香囊”，当她们再送给别人时，接受的人一闻就死了。结果两个外国女医生被用石头砸，还有谣言说外国人在中国人的饮用水源里下了毒，因此他们不让任何外国医生诊治病人。
博济医院的医生们并没有退却，他们愿与瘟疫中的广州同生共死。嘉约翰医生在瘟疫期间日夜操劳，却神奇地没有染上疾病。他们租用了一条小船，停泊在江中，充当“隔离医院”，在这里共医治了24个病人，救活了10人。
除了原有的医疗项目，嘉约翰还在芳村开设收容精神障碍病人的专门医院———这也是中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
有一天，嘉约翰看到一个“疯子”竟被自己的亲人活活打死，深受触动。1892年，他花掉个人的所有资金购置土地、建设楼房。1898年，他辞去博济医院的职务后就和夫人一起搬到芳村，住在了精神障碍医院里。直至1901年8月去世，他把生命最后的时光放在了照料和帮助中国精神障碍病人上。
嘉约翰医生葬于广州城北的基督教公墓。标记他的安息之处，是一块灰色的花岗石墓碑，上面刻着《圣经》中的语句：“这些事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
后来，博济医院一名美籍女医师赖马西得知有人从垃圾堆捡来一名双目失明的女童时，便将盲女留在医院。1889年，广州市第一家盲童学校就这样开办了。
两代院长，博济医院在风雨飘摇中走完艰难的60多年，把包括氯仿麻醉手术、X光透视技术在内的西方现代医学带入中国。这期间大批的西方传道士陆续到达中国，广州是他们熟悉这个神秘东方之国的第一站。许多传教士先在博济医院工作一段时间，熟悉中国的文化并学习语言后，再继续向内陆前行，开设医院行医，他们先后在内地创立了多所医院，包括现在知名的上海仁济医院。
现代西方医学就这样以博济医院作为“孵化器”，在中国开枝散叶。
链接
博济医院的第一
1. 中国第一例西医眼科手术（摘除白内障手术和慢性虹膜炎）
2. 中国第一例耳廓再造术
3. 中国第一例头颈部肿瘤切除术（除眼和耳外第一例外科手术）
4. 中国第一次引用乙醚麻醉术、氯仿麻醉术
5. 中国第一例腹腔穿刺术
6. 中国第一例截肢术
7. 中国第一例膀胱取石手术 、第一例碎石术
8. 中国第一例乳腺癌手术
9. 中国第一例医院病人死亡记录
10. 中国第一例尸体解剖
11. 中国第一个疫苗部
12. 中国第一例碎胎术
13. 中国第一例子宫肿瘤摘除
14. 中国第一张X光片
15. 中国第一例甲状腺摘除术
16. 中国第一次使用器械接生
17. 中国第一例剖腹产手术
18. 中国第一例病理解剖
19. 中国最早建立西医医案记录
20.中国最早用中文介绍西方医学知识报纸———《广州新报》（后改称《西医新报》）
21. 中国第一位医学留学生黄宽
22. 首开中国女子学医先河
———博济医院前世今生（下篇）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朱绍杰
始建于1835年，横跨三个世纪，历经175年的沧桑；
与近现代史上无数风云人物有过不解之缘，从林则徐到孙中山；
孕育了中国现代医学最早的幼苗与栋梁，从第一位西医生到中国外科手术之父；
它绝非一座普通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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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仙博士与博济医院
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求学归来后回到家乡香山翠亨村，靠亲戚资助生活。后来，他和陆皓东在乡下打碎神佛，待不下去了，就来到了广州。他在沿江路上逛街时，遇到当时博济医院的院长嘉约翰，由于孙中山英语流利，嘉约翰对其印象很好，让他进入博济医学堂当护理员，做翻译工作，并一边学习西医。
孙中山入学的时候年仅20岁。全班男生12人，女生4人。在这段读书时光中，孙中山的政治思想越发激进。课余时间，常与同学和朋友讨论国事，探索救国之路，也结识了许多同道。如三合会员郑士良，就是孙中山的同学，后来发动会党多次响应孙中山起义。孙中山还通过校友尤裕堂，结识了后来成为“四大寇”(当时孙中山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被呼为“四大寇”)之一的尤列。
虽然在这里学习仅一年，但是孙中山却与院长嘉约翰有过直接接触。年轻的孙中山提出要撤去课室中男女同学座位之间的帷幔，同时要求允许男生参加妇科的临床实习，理由是“男医生以后也会遇到妇科病人”。在嘉约翰看来，这些措施本来就是为适应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在他的祖国并无此规定，因此欣然接受。 一年后，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西医书院乃香港大学的前身，孙中山是港大第一届毕业生。
孙中山并未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孙逸仙博士”的称谓，流行海内外数十年，多半是Doctor（医生，也有博士之意）误译的结果，其中想必也兼有敬仰之意。但不管是医生还是博士，这一段缘都与博济医院难解难分。
2
校友协助孙中山脱险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首次武装起义。事败，孙中山潜入博济医院，在校友的帮助下乘船脱险，由澳门赴日。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4月25日，孙中山辞职南下广州。
5月9日，出席博济医院举行的耶稣联合会欢迎会时，孙中山即席应众演说。他追忆26年前在这里习医的经历，感慨良多，并号召基督徒“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在1911年至1916年的革命中，有超过600名伤员在博济医院得到救治。一次，孙中山来医院看望伤员，医生把他带到手术室去。打开第一个伤员的伤口，孙中山根据伤口的位置，推测说，这名士兵是从战场上迅速撤退时被子弹从背后打伤的。孙中山一直与博济医院保持联系。最后一次联系是为岭南校园内的诊所捐款1000大洋。
3
林则徐的病历
孙中山，许多名人都与博济医院有不解之缘。林则徐就是其一。
在1840年4月的《中国丛报》里，保存着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西医病历，其中存有伯驾为当时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亲笔记录的病历卡，编号为“6565”。
当时，林则徐到广州向外国人采取强硬手段，实施禁烟，整个广东局势趋向紧张。
身患疝病的林则徐，碍于身份，不愿与外国人私下接触。但他对西医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效果，还是能够接受的。
于是，他只好另觅理由，向医院索取“治疗疝病的药品”和一副“疝带”。按照规矩，病人第一次使用“疝带”必须由医生亲自托绑，这可怎么办？林则徐于是再找到一位同僚，让伯驾指导其使用方法。根据病历的记录，治疗效果良好。
事后，林则徐还专门询问了眼科医局的情况，得知在中国开设的这间医局和在别国开设的医局相似。
据说，林则徐临终时曾用闽南话大声呼叫“星斗南”，指的其实就是“新豆栏医院”，而十三行的新豆栏街则是眼科医局当时的所在地。
4
中国第一位西医医生
西医要在中国生根发芽，仅仅靠西方人是不够的。博济医院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医院，同时也是第一所医学教学机构。
1866年，博济医院办了一所博济医学堂，1879年更名为南华医学堂。嘉约翰曾在该学堂任教。南华医学堂于1904年扩建为南华医学院。为中国人在了解、接触和掌握现代医学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本土的第一位西医医师就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医生从这里走出去，去到中国各地的西医医院。
中国第一位西医医生，就是博济医院培养出来的。
1837年，伯驾首招三名学徒，其中最优者为关韬（关亚杜）。
关韬是十三行著名画家关齐昌（林呱）的侄子。19岁跟随伯驾习医，品学兼优，深得伯驾器重和病人信赖。伯驾回国休假，关韬代为主持医局，病人不减。1856年，他到福建清军服务，赏五品顶戴军衔，为中国第一位军医。1866年，受博济医院嘉约翰院长之聘出任院长助理，医院引以为荣。关韬开创了中国人学习西医全科之河，也为中国第一代西医学生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关韬的叔叔林呱，与伯驾来往密切，与博济医院也有很深的渊源。他是中国著名的外销油画家，广东南海人。
林呱油画技法学自著名的印象派画家乔治·钱纳利，专门从事外销油画，风格与老师极似，后来以低价抢老师生意。林呱为伯驾制作了不少教学挂图，还为伯驾画了一幅《彼得·帕克医生和他的中国弟子关阿多》，又为他们的100名有肿瘤病突出体表的患者描摹，至今还有100多幅保存下来，大多收藏在美国耶鲁医学图书馆。
孙中山手写体院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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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科手术之父
博济医院著名的外科医师黄宽是中国第一位留学医生。1860年，他施行了中国第一例“胚胎截开术”，是施行此类手术的第一个中国人，被誉为中国外科手术之父。
1850年，黄宽与容闳留学美国，是中国第一批海外留学生。1857年，黄宽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博士。1858年，他回国服务于惠爱医院，同时兼职博济医院。1862年，黄宽被李鸿章聘为医官。但他对仕宦生活不感兴趣，半年后就辞职回广州开业。第二年，海关医务处成立，聘医官17人，其中16人都是外籍医师，只有黄宽一名华人被聘为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足见他当时在西医界的地位。
1879年，南华医学堂准许广州真光女子学校的两名女生入校学习，成为中国培养女医生的起点，也开了中国男女同校之先河。后来从这里走出了有“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之美誉的张竹君。
张竹君，1876年出生于西关的一个显宦之家；七八岁时，患上严重脑病，半身瘫痪，当时的名中医均束手无策。家人不得已把她送进博济医院，谁知竟奇迹般痊愈了。从此张竹君就立志要学西医，初就读于博济医校，后转入夏葛女医学堂，1900年毕业后即在广州从医。
1901年后，她办起南福医院并任院长，开创了广州市由国人自办医院和女子任院长的先河。武昌起义后，她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并任会长，率医生、护士120人赴武汉救治伤员。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奋起反抗。人们也能在枪林弹雨的前线见到她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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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救世救国，医人医身医心
1930年，岭南大学接管博济医院后，校董事会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筹办孙逸仙博士医学院。
1936年7月，博济医院与夏葛医学院等院校合并，组成孙逸仙博士纪念学院，同时作为岭南大学医学院。
解放后，它与中大医学院合属南华医学院。后来，光华医院并入，更名为广州医学院。1957年，学院改名为中山医学院，而博济医院便成为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985年11月，经国务院卫生部批准，更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现改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现在医院里还矗立着一座纪念碑，是75年前建造的，碑文刻有“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17个金字，也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学医和从事革命运动而建立的。宋庆龄到访医院时，曾在此碑前留影。
对于医院冠以“孙逸仙”之名，医院现任院长沈慧勇的解读是，这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与一间医院的关系，也不仅是个品牌，而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怀、救人济世使命的传承，一直贯穿医院的整个历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后广州沦陷。博济医院一片狼藉，满目疮痍。但博济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四处辗转，为民众服务，为抗战伤病员服务。为了保护长堤本院，维持运转，医院悬挂美国国旗，由嘉惠霖医生主持，部分职工留守；另一部分职工由黄雯院长带领退至曲江，组织后方医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医院后，改名“博爱医院”。博济医院被迫迁往文德路留法同学会内，后文德路也被轰炸，部分又迁往校友所办医所保生医院。
日占期间，广州万国红十字会组织“难民营”，嘉惠霖担任委员会主席（曾被虏进集中营），收容难民最多时达4万多人，其中多数入博济医院救治。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批声名卓著的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纷纷投身岭南医学院博济医院参加新中国医疗建设。如陈耀真、谢志光、秦光煜、周寿恺等，他们有的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和生活条件，有的放弃了国民党已购买的全家赴台机票，选择救国兴邦的历史使命。
今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已发展成为一所大型现代化医院。在SARS肆虐期间，全院有98位医务人员染病，但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汶川地震后第二天，就有几名医生上了最前线。在这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救人救世救国，医人医身医心”的中山精神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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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0-10/23/content_952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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